＜轉貼＞ 四十年青春物語
發表於 : 2004-4月-12 01:08 pm
朋友傳給我的，我並不知道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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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青春物語
鄭陸霖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我曾經在1998年做過一項網路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由台灣社運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的經驗著手，廣泛蒐集資料，兩年後出版了幾篇不敢逾越資料範圍、咬文嚼字的學術文章。研究最大的收穫，反而是與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崔媽媽基金會、勞動陣線等在內的社運人士會面，能夠分享他們運用網路技術於社運的經驗與想像，以及他們可敬又可愛的公共熱情。
在這些訪談中最讓我難忘的，是跟「南方電子報」創辦人陳豐偉的交談。年輕的我也曾經以「木魚」之名，參與到另一份「南方」雜誌的寫作。18年，對於世代轉換快速的青年參與，已是隔離久遠的記憶，兩個「南方」所處的時代脈絡也截然不同。我問他，為何電子報要取名為「南方」？他的回答，勾引起我自己的「南方」回憶，以及當時無意間撇見的一些青春物語。
1966年，封閉而殘酷的戒嚴年代，故事的第一個年輕人上場。他是當時政大代聯會主席的許席圖，一位熱情與才華橫溢的年輕人。
那一年，一位美籍外國留學生狄仁華在離台前，於報端刊載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愛深責切地批評當時的台灣包括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賄選、送紅包、走後門在內的社會亂象。受到該文的刺激，許席圖起身呼籲同輩：「讓我們從自我反省中成長，以自覺覺人，自強強國」。沒想到一呼百應，受到全國各地學生與民眾的熱情支持。
這個當年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活動」所發起的，大多是關於交通秩序勸導、環境衛生服務、貧民仁愛救濟、你丟我撿等的運動。但隨著參加者日眾，活動範圍擴張到講演訓練，成立各地分會與基金會。終於碰觸到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禁忌。1969年二月被羅織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將包括許席圖在內的主要幹部全數逮捕，這就是日後被稱為「統中會案」的政治冤獄。
許席圖在被捕後的一個月間，受盡情治單位的刑求逼供。當時住在景美看守所隔房同為政治受難者的作者柏楊回憶，每每聽到許\席圖「我要出去！」的淒厲叫聲。一個月後，年輕人的聲音停了，未及審判，他便已因酷刑而發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從此閉鎖在自己的心靈深淵。他先被送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最後輾轉來到花蓮玉里醫院，成為那裡所收容250名具政治犯背景的精神病患之一。
呂昱是自覺運動時期一位早熟的高中文藝青年，因為受到這群學運前輩的精神感召加入了運動，隨著戒嚴政府的逮捕行動也跟著下獄，年輕的歲月就此虛擲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15年後才被告知「免訴」，出獄時身形憔悴已近中年。「免訴」還得了他的清白，但是青春小鳥卻已一去不復返。
1987年解嚴前夕，台灣校園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陸續傳出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刊物事前審查）、學生自治（直選學生代表）、校園自主（政黨退出校園）的民主呼聲。1984年方才出獄的呂昱，在這群青年人身上彷彿又看到了當年自覺運動的理性之光與自由之愛。
80年代中期的台灣學生，面臨的是不同型態的險峻環境。那是個政治座標「非左即右」，「非統即獨」的年代，學生的任何言行很容易便會被捲入到社會衝突的這些分類陷阱中。學生一旦要求廢除校園刊物審查，就必須要在法理上清楚地提出對「特別權力
關係」的挑戰，於是有了「自由之愛」宣言。學生要走出校園、步入民間，便要跳脫既有框架、確立自主性，清晰地發展出自己的論述，批判統獨黃昏的「民間社會理論」於焉誕生。
學生運動的「純潔」與「理想」並非與生俱來，不是單憑學生證便可以證明，更不能拿來當成訴求不清的藉口；學生的「自主性」是需要透過用心自我辯護，經由公民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示，才能獲致的一種成就。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24小時的SNG轉播，可以就地進行政治議價，他們亟需一個可以集體發聲、籲求廣大社會支持的溝通管道。
就在這時候，呂昱創辦了「南方」雜誌。「南方」從1986年10月創刊，到1988年2月停刊，總共發行了16期，剛好見證了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也提供了各校學運團體相互交流的溝通平台。呂昱先生當年完全放任我們這群年輕人自由地編輯這份刊物，呵護我們在突破校園思想禁錮後，重新摸索新青年跟新社會對話的新語言，一直到我們肆意的文字揮霍耗盡了他所有的積蓄。當時的我，常為此內疚並且困惑不解，如今想來，或許是呂昱先生在這群當年的年輕人身上，聽到了自己從來未及實現的青春之歌吧。
同一個時間，陳豐偉正值17歲，還是高雄中學的高一新生，藉著閱讀「南方」，沈潛啟蒙、積蓄能量，憧憬著屬於他青春綻放的時刻到來。1990年「南方」雜誌已然停刊，國民大會代表在中山樓通過加薪並自動延任，濫權的消息傳出舉國義憤譁然，學運於焉再度爆發，學生要求改革制度的訴求迅速獲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年輕的陳豐偉，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目睹「野白合」學運的風采，台灣知識青年的傳承默默地在廣場接棒、數位時代新「南方」的民主種子開始萌芽。
1995年，陳豐偉在高雄醫學院擔任精神科實習醫師，決定從高雄出發，進行電子報的社會實驗，讓年輕人「以理性思辨，捍衛民主」的傳統在e時代繼續延綿。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我是為了緬懷學運時代的『南方』雜誌，才將電子報取名為『南方』」。聞言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席圖，想到呂昱，想到自由之愛，想到野白合，一代代台灣年輕人清澈而堅定的眼神，接續閃過腦海。
在台灣社運的網路經驗中，「南方電子報」是個彌足珍貴的時刻。1995年陳豐偉創立「南方電子報」，那一年他24歲，啟動一個人的單純夢想，「讓在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卻為社運注入了數位時代的活力，也催生了台灣社運的新風貌。
「南方電子報」協助包括社區、環保等不同的社運建立其網站、電子報與資料庫，讓各種社運相關的訊息、知識與思維可以網路世界上保存展示，「南方電子報」於是跟著轉化出「南方網路社區」。這個陳豐偉口中所謂的「通路平台」，在解嚴後各種社運的內部分歧日益浮現之際，在網路上維繫了一個開放社會可以理性思辨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數位「南方」創立後才7年，陳豐偉自稱已成「網路老人」，宣布「南方解組計畫」，本人退出「南方」，並回復到網路上的個人寫作。
2003年，當一切盡成過往雲煙，精神科醫師陳豐偉，因緣際會轉換工作也來到了花蓮的玉里醫院，在那裡，他碰到了仍舊堅持自己22歲的學運老前輩許席圖。那個故事最初的青年，似乎早已等著他的造訪。
想到這裡，一縷悠悠的歷史青絲滑過我的眼前，從許\席圖到陳豐偉，從「南方」雜誌到數位「南方」，從「自覺運動」到「野白合」，我聽到一個個命運隱約地被連繫起來的台灣青年，賣力地接力吟唱。一首時而低沈哀戚、時而激越響亮，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春之歌。
【網站回留言：代後記】
我跟許多學院朋友經歷最近的選後風波都有很深的自我檢討，是不是平時沒有扮演好自己應盡的角色，才讓社會的不理性走到這種地步。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更是對於社會學這幾年走偏了的歪風，引以為戒，對自己幾年來沒有能站出來批判深深自責。
傳播媒體本身越來越不能扮演好幫助社會走向理智思辨、清明討論的平台。中時、聯合本身也是有其立場，而且學者要在瞬息萬變、以電子聲光媒體為主宰的傳播環境中、在「上架」、「下架」的小小縫隙中迅速回應並獲得發言機會，其實需要一種很不同於學院對話的作業習性，這幾乎是要經歷一番自我改造才能辦到。
最近，最讓我覺得難過的，是一些學者混淆視聽的言論（像趙剛昨日在中時的那篇激情之作），還有一些我本來還相當敬重的學者（如馮建三）似乎未加細思的動作（如幾乎以社團的規模集體地聲援廣場小橘花）。
但是，我在像你這樣的留言，在街上聽許多一般市民樸素的思辨討論中，也看到了信心。我們的電子媒體使用SNG不斷地、不成比例地、以灑狗血的方式播報一小部分人的舉止，等於綁架了整個社會自我檢視的契機（像一個超級扭曲的哈哈鏡），但是在脫離電視之外，台灣終究還是個講道理的社會，淺藍與淺綠平和地生活在一起，靠的是有分寸、相互尊重的、文明社會的默契約束。
所以，我在想，我們只有把視線從螢幕拉開，回到四周的現實社會，直接面向尤其是閱讀的公眾（reading public），才能夠重拾存在你我之間對理性思辨的信心。
我也不相信台灣這一代的年輕人，都像廣場上那幾位思考與行動都失去分寸的小橘花。我真的很希望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夠拿出這一代年輕人審慎思辨、進退有據、懷抱理想、堅持理性對話的世代形象。畢竟，這個社會的未來在他們手上；正是在這一點上
（而不是在學生當下的現況），人們幾乎接近鄉愿地對他們的言行投射著「純潔」與「自主」的期望。相對地，那些原本早該退入歷史、卻仍頑強抵抗的政客，會說出瘋狂、邪惡的妖言，並不令人驚訝。
雖然被一些我所不屑的所謂「進步學者」給混淆了，但我仍希望跟青年朋友們分享這個我認為非常平淺的道理：任何學生只要走入到政治生活，採取政治行動，就應該跟任何其他公民一樣，有勇氣承擔起「成熟公民」的公眾檢驗。要知道，學生運動的「純
潔」與「自主」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內在本質（妳應該要勇敢地說出口：「我不是弱者，我無所畏懼，我不需要這種保護」）；而是一種必須通過集體努力、通過學習與思辨的試煉才能獲得的「成就」（achievement）。
任何學生都有聲稱自己「再現」野百合的權利，任何人也都有權利去對學生做出觀察與評斷。但是，所有的人，只要他/她進入了公共場域，都需要透過對話的誠意來證明自己所言的真切性。
我離學生很遠，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當代學生」這個共同的資產，想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展現出它更讓人期待與尊重的內涵。但是，我寧願相信。相信當代的年輕人跟當年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身上還是存活與激盪著那種隨時願意以熱情與理性捍衛進步的青春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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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青春物語
鄭陸霖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我曾經在1998年做過一項網路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由台灣社運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的經驗著手，廣泛蒐集資料，兩年後出版了幾篇不敢逾越資料範圍、咬文嚼字的學術文章。研究最大的收穫，反而是與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崔媽媽基金會、勞動陣線等在內的社運人士會面，能夠分享他們運用網路技術於社運的經驗與想像，以及他們可敬又可愛的公共熱情。
在這些訪談中最讓我難忘的，是跟「南方電子報」創辦人陳豐偉的交談。年輕的我也曾經以「木魚」之名，參與到另一份「南方」雜誌的寫作。18年，對於世代轉換快速的青年參與，已是隔離久遠的記憶，兩個「南方」所處的時代脈絡也截然不同。我問他，為何電子報要取名為「南方」？他的回答，勾引起我自己的「南方」回憶，以及當時無意間撇見的一些青春物語。
1966年，封閉而殘酷的戒嚴年代，故事的第一個年輕人上場。他是當時政大代聯會主席的許席圖，一位熱情與才華橫溢的年輕人。
那一年，一位美籍外國留學生狄仁華在離台前，於報端刊載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愛深責切地批評當時的台灣包括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賄選、送紅包、走後門在內的社會亂象。受到該文的刺激，許席圖起身呼籲同輩：「讓我們從自我反省中成長，以自覺覺人，自強強國」。沒想到一呼百應，受到全國各地學生與民眾的熱情支持。
這個當年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活動」所發起的，大多是關於交通秩序勸導、環境衛生服務、貧民仁愛救濟、你丟我撿等的運動。但隨著參加者日眾，活動範圍擴張到講演訓練，成立各地分會與基金會。終於碰觸到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禁忌。1969年二月被羅織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將包括許席圖在內的主要幹部全數逮捕，這就是日後被稱為「統中會案」的政治冤獄。
許席圖在被捕後的一個月間，受盡情治單位的刑求逼供。當時住在景美看守所隔房同為政治受難者的作者柏楊回憶，每每聽到許\席圖「我要出去！」的淒厲叫聲。一個月後，年輕人的聲音停了，未及審判，他便已因酷刑而發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從此閉鎖在自己的心靈深淵。他先被送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最後輾轉來到花蓮玉里醫院，成為那裡所收容250名具政治犯背景的精神病患之一。
呂昱是自覺運動時期一位早熟的高中文藝青年，因為受到這群學運前輩的精神感召加入了運動，隨著戒嚴政府的逮捕行動也跟著下獄，年輕的歲月就此虛擲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15年後才被告知「免訴」，出獄時身形憔悴已近中年。「免訴」還得了他的清白，但是青春小鳥卻已一去不復返。
1987年解嚴前夕，台灣校園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陸續傳出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刊物事前審查）、學生自治（直選學生代表）、校園自主（政黨退出校園）的民主呼聲。1984年方才出獄的呂昱，在這群青年人身上彷彿又看到了當年自覺運動的理性之光與自由之愛。
80年代中期的台灣學生，面臨的是不同型態的險峻環境。那是個政治座標「非左即右」，「非統即獨」的年代，學生的任何言行很容易便會被捲入到社會衝突的這些分類陷阱中。學生一旦要求廢除校園刊物審查，就必須要在法理上清楚地提出對「特別權力
關係」的挑戰，於是有了「自由之愛」宣言。學生要走出校園、步入民間，便要跳脫既有框架、確立自主性，清晰地發展出自己的論述，批判統獨黃昏的「民間社會理論」於焉誕生。
學生運動的「純潔」與「理想」並非與生俱來，不是單憑學生證便可以證明，更不能拿來當成訴求不清的藉口；學生的「自主性」是需要透過用心自我辯護，經由公民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示，才能獲致的一種成就。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24小時的SNG轉播，可以就地進行政治議價，他們亟需一個可以集體發聲、籲求廣大社會支持的溝通管道。
就在這時候，呂昱創辦了「南方」雜誌。「南方」從1986年10月創刊，到1988年2月停刊，總共發行了16期，剛好見證了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也提供了各校學運團體相互交流的溝通平台。呂昱先生當年完全放任我們這群年輕人自由地編輯這份刊物，呵護我們在突破校園思想禁錮後，重新摸索新青年跟新社會對話的新語言，一直到我們肆意的文字揮霍耗盡了他所有的積蓄。當時的我，常為此內疚並且困惑不解，如今想來，或許是呂昱先生在這群當年的年輕人身上，聽到了自己從來未及實現的青春之歌吧。
同一個時間，陳豐偉正值17歲，還是高雄中學的高一新生，藉著閱讀「南方」，沈潛啟蒙、積蓄能量，憧憬著屬於他青春綻放的時刻到來。1990年「南方」雜誌已然停刊，國民大會代表在中山樓通過加薪並自動延任，濫權的消息傳出舉國義憤譁然，學運於焉再度爆發，學生要求改革制度的訴求迅速獲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年輕的陳豐偉，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目睹「野白合」學運的風采，台灣知識青年的傳承默默地在廣場接棒、數位時代新「南方」的民主種子開始萌芽。
1995年，陳豐偉在高雄醫學院擔任精神科實習醫師，決定從高雄出發，進行電子報的社會實驗，讓年輕人「以理性思辨，捍衛民主」的傳統在e時代繼續延綿。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我是為了緬懷學運時代的『南方』雜誌，才將電子報取名為『南方』」。聞言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席圖，想到呂昱，想到自由之愛，想到野白合，一代代台灣年輕人清澈而堅定的眼神，接續閃過腦海。
在台灣社運的網路經驗中，「南方電子報」是個彌足珍貴的時刻。1995年陳豐偉創立「南方電子報」，那一年他24歲，啟動一個人的單純夢想，「讓在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卻為社運注入了數位時代的活力，也催生了台灣社運的新風貌。
「南方電子報」協助包括社區、環保等不同的社運建立其網站、電子報與資料庫，讓各種社運相關的訊息、知識與思維可以網路世界上保存展示，「南方電子報」於是跟著轉化出「南方網路社區」。這個陳豐偉口中所謂的「通路平台」，在解嚴後各種社運的內部分歧日益浮現之際，在網路上維繫了一個開放社會可以理性思辨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數位「南方」創立後才7年，陳豐偉自稱已成「網路老人」，宣布「南方解組計畫」，本人退出「南方」，並回復到網路上的個人寫作。
2003年，當一切盡成過往雲煙，精神科醫師陳豐偉，因緣際會轉換工作也來到了花蓮的玉里醫院，在那裡，他碰到了仍舊堅持自己22歲的學運老前輩許席圖。那個故事最初的青年，似乎早已等著他的造訪。
想到這裡，一縷悠悠的歷史青絲滑過我的眼前，從許\席圖到陳豐偉，從「南方」雜誌到數位「南方」，從「自覺運動」到「野白合」，我聽到一個個命運隱約地被連繫起來的台灣青年，賣力地接力吟唱。一首時而低沈哀戚、時而激越響亮，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春之歌。
【網站回留言：代後記】
我跟許多學院朋友經歷最近的選後風波都有很深的自我檢討，是不是平時沒有扮演好自己應盡的角色，才讓社會的不理性走到這種地步。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更是對於社會學這幾年走偏了的歪風，引以為戒，對自己幾年來沒有能站出來批判深深自責。
傳播媒體本身越來越不能扮演好幫助社會走向理智思辨、清明討論的平台。中時、聯合本身也是有其立場，而且學者要在瞬息萬變、以電子聲光媒體為主宰的傳播環境中、在「上架」、「下架」的小小縫隙中迅速回應並獲得發言機會，其實需要一種很不同於學院對話的作業習性，這幾乎是要經歷一番自我改造才能辦到。
最近，最讓我覺得難過的，是一些學者混淆視聽的言論（像趙剛昨日在中時的那篇激情之作），還有一些我本來還相當敬重的學者（如馮建三）似乎未加細思的動作（如幾乎以社團的規模集體地聲援廣場小橘花）。
但是，我在像你這樣的留言，在街上聽許多一般市民樸素的思辨討論中，也看到了信心。我們的電子媒體使用SNG不斷地、不成比例地、以灑狗血的方式播報一小部分人的舉止，等於綁架了整個社會自我檢視的契機（像一個超級扭曲的哈哈鏡），但是在脫離電視之外，台灣終究還是個講道理的社會，淺藍與淺綠平和地生活在一起，靠的是有分寸、相互尊重的、文明社會的默契約束。
所以，我在想，我們只有把視線從螢幕拉開，回到四周的現實社會，直接面向尤其是閱讀的公眾（reading public），才能夠重拾存在你我之間對理性思辨的信心。
我也不相信台灣這一代的年輕人，都像廣場上那幾位思考與行動都失去分寸的小橘花。我真的很希望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夠拿出這一代年輕人審慎思辨、進退有據、懷抱理想、堅持理性對話的世代形象。畢竟，這個社會的未來在他們手上；正是在這一點上
（而不是在學生當下的現況），人們幾乎接近鄉愿地對他們的言行投射著「純潔」與「自主」的期望。相對地，那些原本早該退入歷史、卻仍頑強抵抗的政客，會說出瘋狂、邪惡的妖言，並不令人驚訝。
雖然被一些我所不屑的所謂「進步學者」給混淆了，但我仍希望跟青年朋友們分享這個我認為非常平淺的道理：任何學生只要走入到政治生活，採取政治行動，就應該跟任何其他公民一樣，有勇氣承擔起「成熟公民」的公眾檢驗。要知道，學生運動的「純
潔」與「自主」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內在本質（妳應該要勇敢地說出口：「我不是弱者，我無所畏懼，我不需要這種保護」）；而是一種必須通過集體努力、通過學習與思辨的試煉才能獲得的「成就」（achievement）。
任何學生都有聲稱自己「再現」野百合的權利，任何人也都有權利去對學生做出觀察與評斷。但是，所有的人，只要他/她進入了公共場域，都需要透過對話的誠意來證明自己所言的真切性。
我離學生很遠，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當代學生」這個共同的資產，想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展現出它更讓人期待與尊重的內涵。但是，我寧願相信。相信當代的年輕人跟當年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身上還是存活與激盪著那種隨時願意以熱情與理性捍衛進步的青春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