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傳給我的，我並不知道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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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青春物語
鄭陸霖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我曾經在1998年做過一項網路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由台灣社運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的經驗著手，廣泛蒐集資料，兩年後出版了幾篇不敢逾越資料範圍、咬文嚼字的學術文章。研究最大的收穫，反而是與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崔媽媽基金會、勞動陣線等在內的社運人士會面，能夠分享他們運用網路技術於社運的經驗與想像，以及他們可敬又可愛的公共熱情。
在這些訪談中最讓我難忘的，是跟「南方電子報」創辦人陳豐偉的交談。年輕的我也曾經以「木魚」之名，參與到另一份「南方」雜誌的寫作。18年，對於世代轉換快速的青年參與，已是隔離久遠的記憶，兩個「南方」所處的時代脈絡也截然不同。我問他，為何電子報要取名為「南方」？他的回答，勾引起我自己的「南方」回憶，以及當時無意間撇見的一些青春物語。
1966年，封閉而殘酷的戒嚴年代，故事的第一個年輕人上場。他是當時政大代聯會主席的許席圖，一位熱情與才華橫溢的年輕人。
那一年，一位美籍外國留學生狄仁華在離台前，於報端刊載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愛深責切地批評當時的台灣包括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賄選、送紅包、走後門在內的社會亂象。受到該文的刺激，許席圖起身呼籲同輩：「讓我們從自我反省中成長，以自覺覺人，自強強國」。沒想到一呼百應，受到全國各地學生與民眾的熱情支持。
這個當年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活動」所發起的，大多是關於交通秩序勸導、環境衛生服務、貧民仁愛救濟、你丟我撿等的運動。但隨著參加者日眾，活動範圍擴張到講演訓練，成立各地分會與基金會。終於碰觸到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禁忌。1969年二月被羅織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將包括許席圖在內的主要幹部全數逮捕，這就是日後被稱為「統中會案」的政治冤獄。
許席圖在被捕後的一個月間，受盡情治單位的刑求逼供。當時住在景美看守所隔房同為政治受難者的作者柏楊回憶，每每聽到許\席圖「我要出去！」的淒厲叫聲。一個月後，年輕人的聲音停了，未及審判，他便已因酷刑而發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從此閉鎖在自己的心靈深淵。他先被送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最後輾轉來到花蓮玉里醫院，成為那裡所收容250名具政治犯背景的精神病患之一。
呂昱是自覺運動時期一位早熟的高中文藝青年，因為受到這群學運前輩的精神感召加入了運動，隨著戒嚴政府的逮捕行動也跟著下獄，年輕的歲月就此虛擲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15年後才被告知「免訴」，出獄時身形憔悴已近中年。「免訴」還得了他的清白，但是青春小鳥卻已一去不復返。
1987年解嚴前夕，台灣校園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陸續傳出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刊物事前審查）、學生自治（直選學生代表）、校園自主（政黨退出校園）的民主呼聲。1984年方才出獄的呂昱，在這群青年人身上彷彿又看到了當年自覺運動的理性之光與自由之愛。
80年代中期的台灣學生，面臨的是不同型態的險峻環境。那是個政治座標「非左即右」，「非統即獨」的年代，學生的任何言行很容易便會被捲入到社會衝突的這些分類陷阱中。學生一旦要求廢除校園刊物審查，就必須要在法理上清楚地提出對「特別權力
關係」的挑戰，於是有了「自由之愛」宣言。學生要走出校園、步入民間，便要跳脫既有框架、確立自主性，清晰地發展出自己的論述，批判統獨黃昏的「民間社會理論」於焉誕生。
學生運動的「純潔」與「理想」並非與生俱來，不是單憑學生證便可以證明，更不能拿來當成訴求不清的藉口；學生的「自主性」是需要透過用心自我辯護，經由公民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示，才能獲致的一種成就。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24小時的SNG轉播，可以就地進行政治議價，他們亟需一個可以集體發聲、籲求廣大社會支持的溝通管道。
就在這時候，呂昱創辦了「南方」雜誌。「南方」從1986年10月創刊，到1988年2月停刊，總共發行了16期，剛好見證了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也提供了各校學運團體相互交流的溝通平台。呂昱先生當年完全放任我們這群年輕人自由地編輯這份刊物，呵護我們在突破校園思想禁錮後，重新摸索新青年跟新社會對話的新語言，一直到我們肆意的文字揮霍耗盡了他所有的積蓄。當時的我，常為此內疚並且困惑不解，如今想來，或許是呂昱先生在這群當年的年輕人身上，聽到了自己從來未及實現的青春之歌吧。
同一個時間，陳豐偉正值17歲，還是高雄中學的高一新生，藉著閱讀「南方」，沈潛啟蒙、積蓄能量，憧憬著屬於他青春綻放的時刻到來。1990年「南方」雜誌已然停刊，國民大會代表在中山樓通過加薪並自動延任，濫權的消息傳出舉國義憤譁然，學運於焉再度爆發，學生要求改革制度的訴求迅速獲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年輕的陳豐偉，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目睹「野白合」學運的風采，台灣知識青年的傳承默默地在廣場接棒、數位時代新「南方」的民主種子開始萌芽。
1995年，陳豐偉在高雄醫學院擔任精神科實習醫師，決定從高雄出發，進行電子報的社會實驗，讓年輕人「以理性思辨，捍衛民主」的傳統在e時代繼續延綿。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我是為了緬懷學運時代的『南方』雜誌，才將電子報取名為『南方』」。聞言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席圖，想到呂昱，想到自由之愛，想到野白合，一代代台灣年輕人清澈而堅定的眼神，接續閃過腦海。
在台灣社運的網路經驗中，「南方電子報」是個彌足珍貴的時刻。1995年陳豐偉創立「南方電子報」，那一年他24歲，啟動一個人的單純夢想，「讓在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卻為社運注入了數位時代的活力，也催生了台灣社運的新風貌。
「南方電子報」協助包括社區、環保等不同的社運建立其網站、電子報與資料庫，讓各種社運相關的訊息、知識與思維可以網路世界上保存展示，「南方電子報」於是跟著轉化出「南方網路社區」。這個陳豐偉口中所謂的「通路平台」，在解嚴後各種社運的內部分歧日益浮現之際，在網路上維繫了一個開放社會可以理性思辨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數位「南方」創立後才7年，陳豐偉自稱已成「網路老人」，宣布「南方解組計畫」，本人退出「南方」，並回復到網路上的個人寫作。
2003年，當一切盡成過往雲煙，精神科醫師陳豐偉，因緣際會轉換工作也來到了花蓮的玉里醫院，在那裡，他碰到了仍舊堅持自己22歲的學運老前輩許席圖。那個故事最初的青年，似乎早已等著他的造訪。
想到這裡，一縷悠悠的歷史青絲滑過我的眼前，從許\席圖到陳豐偉，從「南方」雜誌到數位「南方」，從「自覺運動」到「野白合」，我聽到一個個命運隱約地被連繫起來的台灣青年，賣力地接力吟唱。一首時而低沈哀戚、時而激越響亮，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春之歌。
【網站回留言：代後記】
我跟許多學院朋友經歷最近的選後風波都有很深的自我檢討，是不是平時沒有扮演好自己應盡的角色，才讓社會的不理性走到這種地步。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更是對於社會學這幾年走偏了的歪風，引以為戒，對自己幾年來沒有能站出來批判深深自責。
傳播媒體本身越來越不能扮演好幫助社會走向理智思辨、清明討論的平台。中時、聯合本身也是有其立場，而且學者要在瞬息萬變、以電子聲光媒體為主宰的傳播環境中、在「上架」、「下架」的小小縫隙中迅速回應並獲得發言機會，其實需要一種很不同於學院對話的作業習性，這幾乎是要經歷一番自我改造才能辦到。
最近，最讓我覺得難過的，是一些學者混淆視聽的言論（像趙剛昨日在中時的那篇激情之作），還有一些我本來還相當敬重的學者（如馮建三）似乎未加細思的動作（如幾乎以社團的規模集體地聲援廣場小橘花）。
但是，我在像你這樣的留言，在街上聽許多一般市民樸素的思辨討論中，也看到了信心。我們的電子媒體使用SNG不斷地、不成比例地、以灑狗血的方式播報一小部分人的舉止，等於綁架了整個社會自我檢視的契機（像一個超級扭曲的哈哈鏡），但是在脫離電視之外，台灣終究還是個講道理的社會，淺藍與淺綠平和地生活在一起，靠的是有分寸、相互尊重的、文明社會的默契約束。
所以，我在想，我們只有把視線從螢幕拉開，回到四周的現實社會，直接面向尤其是閱讀的公眾（reading public），才能夠重拾存在你我之間對理性思辨的信心。
我也不相信台灣這一代的年輕人，都像廣場上那幾位思考與行動都失去分寸的小橘花。我真的很希望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夠拿出這一代年輕人審慎思辨、進退有據、懷抱理想、堅持理性對話的世代形象。畢竟，這個社會的未來在他們手上；正是在這一點上
（而不是在學生當下的現況），人們幾乎接近鄉愿地對他們的言行投射著「純潔」與「自主」的期望。相對地，那些原本早該退入歷史、卻仍頑強抵抗的政客，會說出瘋狂、邪惡的妖言，並不令人驚訝。
雖然被一些我所不屑的所謂「進步學者」給混淆了，但我仍希望跟青年朋友們分享這個我認為非常平淺的道理：任何學生只要走入到政治生活，採取政治行動，就應該跟任何其他公民一樣，有勇氣承擔起「成熟公民」的公眾檢驗。要知道，學生運動的「純
潔」與「自主」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內在本質（妳應該要勇敢地說出口：「我不是弱者，我無所畏懼，我不需要這種保護」）；而是一種必須通過集體努力、通過學習與思辨的試煉才能獲得的「成就」（achievement）。
任何學生都有聲稱自己「再現」野百合的權利，任何人也都有權利去對學生做出觀察與評斷。但是，所有的人，只要他/她進入了公共場域，都需要透過對話的誠意來證明自己所言的真切性。
我離學生很遠，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當代學生」這個共同的資產，想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展現出它更讓人期待與尊重的內涵。但是，我寧願相信。相信當代的年輕人跟當年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身上還是存活與激盪著那種隨時願意以熱情與理性捍衛進步的青春基因。
＜轉貼＞ 四十年青春物語
版主: lili夫
＜轉貼＞ 文章篇名不詳
⊙趙剛 相較於前野百合學運份子徐永明教授與李文忠立委對目前正進行的「野百合重現」的學生運動的敵視與不屑，欣見也是前野百合學運份子的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先生對學生運動的支持與期望。他肯定學運的批判角色、承認當前學生抗爭有理想性，並期望學生深化反對論述。看到林佳龍先生還能表達出這個立場，誰人能謂十四年前的野百合早已全然腐朽昇天？
但是林佳龍先生根據他的野百合經驗，對此次學運仍有分別關於目標、自主性、與時空條件的三個質疑。這三個質疑我認為很有商量的餘地。
首先，關於學生目標並不明確這一問題，我認為，學生目標不清楚是事實，並不足諱，關鍵是以什麼態度理解這個不清楚，比較好的方式是要理解目標喪失這一病徵其實是台灣政黨輪替後的一普遍現象，原先追求民主、反對威權的巨大動能不幸因為單純的政黨輪替的高潮而萎闒。如今，族群割裂、社會不平等惡化、政治正確的身份政治無限上綱、公共論述無法形成…，社會並非沒有問題，但大家卻找不到超越藍綠的語言來描述它、面對它。這是你、我、大家，尤其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何獨責於學生？林發言人既然期望學生深化其反對論述，也不妨一起論述學生的目標可以怎麼深化。
林佳龍其次以野百合為模範，質疑學生運動的主體性。現在耳語甚囂，說這些學生其實是藍的第五縱隊云云。不健忘的話，這類的話語不也是同於當初很多人對野百合學生的抹黑嗎？學生當然是反對當權的，全世界有反對在野黨的學生運動嗎？所以，當年的野百合反對的是那時的當權者，說它「反藍」並無不可。今天的「野百合再現」反對的是今天的當權者，說它「反綠」，又有何不可？反綠並不見得挺藍，這是我們投諸於今日在廣場抗爭的學子的期望，我們衷心期望他們發展出一套超越藍綠的語言。我們不希望歷史的弔詭重現，當初野百合小心翼翼地拉出糾察隊，拉高純潔身段，但也只是為大盜積。我們也更不希望這些重現的野百合，重複第一代野百合的路徑，弔詭地以中正廟為終南山。
至於林佳龍發言人的關於學運當識時務之說，認為今天時空變異，民主化已達成，學生應該分清楚「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異哉斯言！翻成白話，這不是要學生「閉嘴」，靜待司法嗎？那又為何林發言人先前又肯定學生運動「秉持理想色彩進行批判是好事」呢？難道理想色彩的前提是司法途徑的窮盡？司法不外乎國家所定義的正義，這不可廢，但更不可絕對化，人民要是處處以司法為前提，囁囁嚅嚅地如何論述正義呢？又，所謂台灣已經民主化的意義難道是對社會運動的框架與隔離嗎？如果體制內的司法是絕對的尺度，不客氣的說，那歷史上就沒有工人階級運動、女性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了。今天人類的文明恰恰好來自於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挑戰權威所訂定的「分際」。
中研院的徐永明教授看到學生高舉「野百合重現」，認為「太廉價了」，因為（包括他的？）「很多人只是自認為無法代表野百合學運而表示沈默」。顯然，野百合還是個「很多人」眼睛盯著、心裡癢著的一把倚天劍，只是大家都不好直探其囊，怕遭到圍剿，但如今卻在揖讓中讓幾個毛頭小子給佔用了。啊，「太廉價了」，簡直是廉價的蕪草想假裝百合！但我建議這些毛頭小子們其實還是把野百合丟還給他們算了。你們不如站起來，說：「各位大人先生們，我們的確是不起眼的蕪草，但是別忘了莎翁的名言：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 （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但是林佳龍先生根據他的野百合經驗，對此次學運仍有分別關於目標、自主性、與時空條件的三個質疑。這三個質疑我認為很有商量的餘地。
首先，關於學生目標並不明確這一問題，我認為，學生目標不清楚是事實，並不足諱，關鍵是以什麼態度理解這個不清楚，比較好的方式是要理解目標喪失這一病徵其實是台灣政黨輪替後的一普遍現象，原先追求民主、反對威權的巨大動能不幸因為單純的政黨輪替的高潮而萎闒。如今，族群割裂、社會不平等惡化、政治正確的身份政治無限上綱、公共論述無法形成…，社會並非沒有問題，但大家卻找不到超越藍綠的語言來描述它、面對它。這是你、我、大家，尤其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何獨責於學生？林發言人既然期望學生深化其反對論述，也不妨一起論述學生的目標可以怎麼深化。
林佳龍其次以野百合為模範，質疑學生運動的主體性。現在耳語甚囂，說這些學生其實是藍的第五縱隊云云。不健忘的話，這類的話語不也是同於當初很多人對野百合學生的抹黑嗎？學生當然是反對當權的，全世界有反對在野黨的學生運動嗎？所以，當年的野百合反對的是那時的當權者，說它「反藍」並無不可。今天的「野百合再現」反對的是今天的當權者，說它「反綠」，又有何不可？反綠並不見得挺藍，這是我們投諸於今日在廣場抗爭的學子的期望，我們衷心期望他們發展出一套超越藍綠的語言。我們不希望歷史的弔詭重現，當初野百合小心翼翼地拉出糾察隊，拉高純潔身段，但也只是為大盜積。我們也更不希望這些重現的野百合，重複第一代野百合的路徑，弔詭地以中正廟為終南山。
至於林佳龍發言人的關於學運當識時務之說，認為今天時空變異，民主化已達成，學生應該分清楚「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異哉斯言！翻成白話，這不是要學生「閉嘴」，靜待司法嗎？那又為何林發言人先前又肯定學生運動「秉持理想色彩進行批判是好事」呢？難道理想色彩的前提是司法途徑的窮盡？司法不外乎國家所定義的正義，這不可廢，但更不可絕對化，人民要是處處以司法為前提，囁囁嚅嚅地如何論述正義呢？又，所謂台灣已經民主化的意義難道是對社會運動的框架與隔離嗎？如果體制內的司法是絕對的尺度，不客氣的說，那歷史上就沒有工人階級運動、女性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了。今天人類的文明恰恰好來自於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挑戰權威所訂定的「分際」。
中研院的徐永明教授看到學生高舉「野百合重現」，認為「太廉價了」，因為（包括他的？）「很多人只是自認為無法代表野百合學運而表示沈默」。顯然，野百合還是個「很多人」眼睛盯著、心裡癢著的一把倚天劍，只是大家都不好直探其囊，怕遭到圍剿，但如今卻在揖讓中讓幾個毛頭小子給佔用了。啊，「太廉價了」，簡直是廉價的蕪草想假裝百合！但我建議這些毛頭小子們其實還是把野百合丟還給他們算了。你們不如站起來，說：「各位大人先生們，我們的確是不起眼的蕪草，但是別忘了莎翁的名言：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 （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轉貼＞ 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
4.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13
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
⊙李明璁 十四年前的此刻，我剛從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廣場返回校園。帶著滿腦袋不成熟但熱血澎湃的左翼思想，以及若隱若現卻又自我壓抑對教條的質疑，在幾次校際會議中，我看到了凡政治皆有之的路線爭議，以及稍嫌醜陋的權力爭奪。那時我讀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頭有段描寫日本學運內部的日常腐敗。村上這麼眉批：「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這句話從此嵌進了我的腦裡。我經常質問自己：「是否在激情對抗中失去了什麼想像力？」─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社會學家米爾斯所倡言「社會學的想像力」，一種可以穿透表象或另闢道路的另類思考。回溯九○年代中期，對於關心社會平等更勝國族打造的我來說，其實是民進黨在近十年中，最具「進步」可能性的時刻。當時一連串有關福利國家的主張，展現了民進黨對這塊島嶼有無可能出現歐洲社會民主體制般的精彩想像。
很可惜，媚俗的選舉主義迅速淹沒上述想像，取而代之是國族認同的鬥爭，一種容易動員、不必費心想像的新路線。誠然，對台灣如此身分不明的國際孤兒來說，這固然是迴避不了必須面對，但令人擔憂的卻是：新的國族想像，竟建立在舊的族群衝突上。就這點而言，在九○年代末期持續老化衰敗的國民黨與即將掌權的年輕民進黨，其實都面臨同樣缺乏想像力的問題。
爾後在民進黨執政的四年中，國民黨始終仍是個乏善可陳的反對黨。他們不提藍圖、沒有願景、更別說突破狹隘對立的另類思考，以為只要頻扯後腿即可贏取民心。面對如此對手，扁政府整天想的當然也就只是防守或反攻，根本別提「執政想像力」的開展與實踐。更悲哀的是，多數人民，也在媒體反智的推送下，無力發展公民社會應有的「對抗性想像」，而成為藍綠兩黨圈劃疆界裡的禁臠。
另類思考的嚴重萎縮，讓貧乏的二分法宰制了我們社會。藍綠、統獨、朝野、本省vs.外省、北部vs.南部，所有簡化社會真實的二分，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失去了深度。彷彿島嶼上沒有了彩虹光譜，只剩下對峙的兩種顏色。如此魔障，即令不少知識分子也深陷其中。比如說，對日前中正堂前的那場「擬」百合靜坐活動，先是來自真或假的二分批評，然後則是反對這些批評的批評，多半又以「老野百合當權新貴vs.現在在野的新野百合」等二分邏輯來質疑。在這樣的「二分」對戰中，許多人的真實聲音與複雜感受（像是那些佔絕大多數、參加過當年野百合，但如今也不是當權新貴者的想法）就這麼消失在公領域。
我對學生靜坐頗有微詞，卻不等於我就與當權者同聲一氣。這個被媒體過度放大的學運，讓我質疑的也不是他們的真假，而是他們稍嫌虛妄的姿態，以及在論述上的想像貧血。當他們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訴求卻明顯貼近一方的政治主張；於此同時，在校園裡其實還有更多一直在紮實經營的學運社團，繼續著他們對各類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紀念堂前的靜坐學生或許熱情，但對「民主」的想像卻相當狹隘。只是不斷挪用各種老舊的抗爭符碼、複製某種保守價值（如「學生很純潔、老師來保護」等），而無法提出他們對未來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種種制度重構的想像。正是這種「看起來很重（悲情手段）其實卻很輕（沒有論述）」的貧乏，讓我終究無法支持他們的行動。
但相對的，昨天我卻很高興在另一群多元而異質的年輕學子身上，看到了想像力作為一種戰鬥武器的可能。在與陳總統的對談中，百餘名學生展現了一種具有「動態協商」而非「兩極對抗」的成熟氣度（這該令許多老人政客感到汗顏）。「反藍利用、拒綠摸頭」，他們先場外抗議再場內建議。從反高學費、媒體公共化等社會經濟制度重構，乃至中學生留長髮權的日常政治，我們看到的是如此百花齊放、兼具批判力道與實踐可能的想像力展現。
這種社會學式的行動想像，翻轉了以選舉為軸線的政治對立想像，將批判的能量重新灌注到理性論辯的社會領域與生活世界。這一刻，我們終於呼吸了一口許久未聞的清新氣息，那是一種充滿「另類可能性」的批判聲音、一種來自新鮮彩虹而非老套藍綠的味道。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在島嶼現刻最最需要的嗎？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
⊙李明璁 十四年前的此刻，我剛從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廣場返回校園。帶著滿腦袋不成熟但熱血澎湃的左翼思想，以及若隱若現卻又自我壓抑對教條的質疑，在幾次校際會議中，我看到了凡政治皆有之的路線爭議，以及稍嫌醜陋的權力爭奪。那時我讀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頭有段描寫日本學運內部的日常腐敗。村上這麼眉批：「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這句話從此嵌進了我的腦裡。我經常質問自己：「是否在激情對抗中失去了什麼想像力？」─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社會學家米爾斯所倡言「社會學的想像力」，一種可以穿透表象或另闢道路的另類思考。回溯九○年代中期，對於關心社會平等更勝國族打造的我來說，其實是民進黨在近十年中，最具「進步」可能性的時刻。當時一連串有關福利國家的主張，展現了民進黨對這塊島嶼有無可能出現歐洲社會民主體制般的精彩想像。
很可惜，媚俗的選舉主義迅速淹沒上述想像，取而代之是國族認同的鬥爭，一種容易動員、不必費心想像的新路線。誠然，對台灣如此身分不明的國際孤兒來說，這固然是迴避不了必須面對，但令人擔憂的卻是：新的國族想像，竟建立在舊的族群衝突上。就這點而言，在九○年代末期持續老化衰敗的國民黨與即將掌權的年輕民進黨，其實都面臨同樣缺乏想像力的問題。
爾後在民進黨執政的四年中，國民黨始終仍是個乏善可陳的反對黨。他們不提藍圖、沒有願景、更別說突破狹隘對立的另類思考，以為只要頻扯後腿即可贏取民心。面對如此對手，扁政府整天想的當然也就只是防守或反攻，根本別提「執政想像力」的開展與實踐。更悲哀的是，多數人民，也在媒體反智的推送下，無力發展公民社會應有的「對抗性想像」，而成為藍綠兩黨圈劃疆界裡的禁臠。
另類思考的嚴重萎縮，讓貧乏的二分法宰制了我們社會。藍綠、統獨、朝野、本省vs.外省、北部vs.南部，所有簡化社會真實的二分，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失去了深度。彷彿島嶼上沒有了彩虹光譜，只剩下對峙的兩種顏色。如此魔障，即令不少知識分子也深陷其中。比如說，對日前中正堂前的那場「擬」百合靜坐活動，先是來自真或假的二分批評，然後則是反對這些批評的批評，多半又以「老野百合當權新貴vs.現在在野的新野百合」等二分邏輯來質疑。在這樣的「二分」對戰中，許多人的真實聲音與複雜感受（像是那些佔絕大多數、參加過當年野百合，但如今也不是當權新貴者的想法）就這麼消失在公領域。
我對學生靜坐頗有微詞，卻不等於我就與當權者同聲一氣。這個被媒體過度放大的學運，讓我質疑的也不是他們的真假，而是他們稍嫌虛妄的姿態，以及在論述上的想像貧血。當他們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訴求卻明顯貼近一方的政治主張；於此同時，在校園裡其實還有更多一直在紮實經營的學運社團，繼續著他們對各類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紀念堂前的靜坐學生或許熱情，但對「民主」的想像卻相當狹隘。只是不斷挪用各種老舊的抗爭符碼、複製某種保守價值（如「學生很純潔、老師來保護」等），而無法提出他們對未來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種種制度重構的想像。正是這種「看起來很重（悲情手段）其實卻很輕（沒有論述）」的貧乏，讓我終究無法支持他們的行動。
但相對的，昨天我卻很高興在另一群多元而異質的年輕學子身上，看到了想像力作為一種戰鬥武器的可能。在與陳總統的對談中，百餘名學生展現了一種具有「動態協商」而非「兩極對抗」的成熟氣度（這該令許多老人政客感到汗顏）。「反藍利用、拒綠摸頭」，他們先場外抗議再場內建議。從反高學費、媒體公共化等社會經濟制度重構，乃至中學生留長髮權的日常政治，我們看到的是如此百花齊放、兼具批判力道與實踐可能的想像力展現。
這種社會學式的行動想像，翻轉了以選舉為軸線的政治對立想像，將批判的能量重新灌注到理性論辯的社會領域與生活世界。這一刻，我們終於呼吸了一口許久未聞的清新氣息，那是一種充滿「另類可能性」的批判聲音、一種來自新鮮彩虹而非老套藍綠的味道。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在島嶼現刻最最需要的嗎？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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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11
放下野百合的傲慢與偏見
夏曉鵑 數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引來各種質疑的聲音，批評者多為十四年前 野百合世代的參與者，紛紛表示廣場前的學生不夠資格與當年野百合精神相提並論，主要論點有二：廣場學生與國親兩黨相從甚密，不夠純潔；以及學生的訴求不明確，論述層次太低。
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我剛好是大四學生，也躬逢其盛地加入了靜坐的行列。那個世代的大學生適逢台灣戰後社會運動最蓬勃的時代，從鹿港反杜邦運動、遠東化纖罷工，到五二 ○農民北上抗爭流血衝突事件等等，即使未親身參與，只要還有點正義良知的大學生，無不被激起莫大的熱情，或至少產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校園民主運動也隨著大社會的各式反對運動與思潮的興起而快速串聯，各類學運社團間或聯結或爭辯，並基於對未來社會的願景與對批判思潮的渴望，不論哪個性質的學生社團都勤組讀書會，企圖提升自己分析和論述的能力，並與各種政治及社運團體保持密切的連結與對話關係。在這層意義上，當年的野百合並非所謂「純粹」的學生運動。
如此百家齊鳴、眾聲喧譁的時代，隨著民進黨正式組黨而逐漸產生了質與量的變化。尤其是在民進黨確立以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為主要政治戰略，並以之逐步擴大動員能量之後，不僅原先各項較為激進的社會正義主張，如反對壟斷及跨國資本對農民、工人及環境的剝削，逐步被邊緣化，同時原本活躍於各個社會運動領域的領導幹部或知識菁英，不是投入民進黨的政治運動，就是因為堅持更徹底的社會正義而遭到孤立。在此脈絡下，十四年前的三月學運其實是當時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交會的一個高峰，而在「國會全面改選」等形式民主的目標完成後，眾多三月學運的幹部從此進入民進黨的政治運作體制中，而當時學生所堅持的諸多社會正義訴求不僅未隨著學運幹部進入政黨運作而得到普遍的實現，反而因為社會力量轉移到政黨運作而消退。
於是我們看到，當全世界以深刻而全面的反對運動抵抗自由化、私有化等新保守主義洪潮時，台灣卻幾乎缺席。更甚者，由反對黨出身的民進黨政府更露骨地將自由化與私有化宣示為施政目標，與大資本家結盟。大學教育在此浪潮下，逐漸被市場機制所穿透，學費高漲，而學校為了擴大財源，遂過分重視學科的市場價值，從而將資源投注於能快速回收的應用科系，所謂大學作為培養社會良心與批判思考的功能，幾近蕩然無存。市場機制運作下的大學教育在學生身上產生了具體效果：學習取向市場化，同時必須挪出愈來愈高比例的時間打工兼差，並藉此與企業界建立關係。曾經活躍的學運或思想性社團無不慘淡經營，甚至難以為繼。在這樣的社會與校園環境下，我們如何能期待，甚至要求，學生提出深刻的分析與訴求？
今天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的學生，的確有許多表現行為值得議論，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造成學生思辨能力普遍低落的諸多社會因素中，整體社會的新保守主義傾向是重要關鍵，而正是我們的退卻，助長了今日新保守主義的昂首與傲慢。
自許為光榮的野百合世代，我們有多少人還記得當年對社會正義的理想與熱情？當我們直指今日學生不夠格作為學運分子時，我們是否該反省自己對改造社會的運動不夠堅持？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本專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新聞檢索
7.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11
放下野百合的傲慢與偏見
夏曉鵑 數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引來各種質疑的聲音，批評者多為十四年前 野百合世代的參與者，紛紛表示廣場前的學生不夠資格與當年野百合精神相提並論，主要論點有二：廣場學生與國親兩黨相從甚密，不夠純潔；以及學生的訴求不明確，論述層次太低。
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我剛好是大四學生，也躬逢其盛地加入了靜坐的行列。那個世代的大學生適逢台灣戰後社會運動最蓬勃的時代，從鹿港反杜邦運動、遠東化纖罷工，到五二 ○農民北上抗爭流血衝突事件等等，即使未親身參與，只要還有點正義良知的大學生，無不被激起莫大的熱情，或至少產生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校園民主運動也隨著大社會的各式反對運動與思潮的興起而快速串聯，各類學運社團間或聯結或爭辯，並基於對未來社會的願景與對批判思潮的渴望，不論哪個性質的學生社團都勤組讀書會，企圖提升自己分析和論述的能力，並與各種政治及社運團體保持密切的連結與對話關係。在這層意義上，當年的野百合並非所謂「純粹」的學生運動。
如此百家齊鳴、眾聲喧譁的時代，隨著民進黨正式組黨而逐漸產生了質與量的變化。尤其是在民進黨確立以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為主要政治戰略，並以之逐步擴大動員能量之後，不僅原先各項較為激進的社會正義主張，如反對壟斷及跨國資本對農民、工人及環境的剝削，逐步被邊緣化，同時原本活躍於各個社會運動領域的領導幹部或知識菁英，不是投入民進黨的政治運動，就是因為堅持更徹底的社會正義而遭到孤立。在此脈絡下，十四年前的三月學運其實是當時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交會的一個高峰，而在「國會全面改選」等形式民主的目標完成後，眾多三月學運的幹部從此進入民進黨的政治運作體制中，而當時學生所堅持的諸多社會正義訴求不僅未隨著學運幹部進入政黨運作而得到普遍的實現，反而因為社會力量轉移到政黨運作而消退。
於是我們看到，當全世界以深刻而全面的反對運動抵抗自由化、私有化等新保守主義洪潮時，台灣卻幾乎缺席。更甚者，由反對黨出身的民進黨政府更露骨地將自由化與私有化宣示為施政目標，與大資本家結盟。大學教育在此浪潮下，逐漸被市場機制所穿透，學費高漲，而學校為了擴大財源，遂過分重視學科的市場價值，從而將資源投注於能快速回收的應用科系，所謂大學作為培養社會良心與批判思考的功能，幾近蕩然無存。市場機制運作下的大學教育在學生身上產生了具體效果：學習取向市場化，同時必須挪出愈來愈高比例的時間打工兼差，並藉此與企業界建立關係。曾經活躍的學運或思想性社團無不慘淡經營，甚至難以為繼。在這樣的社會與校園環境下，我們如何能期待，甚至要求，學生提出深刻的分析與訴求？
今天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的學生，的確有許多表現行為值得議論，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造成學生思辨能力普遍低落的諸多社會因素中，整體社會的新保守主義傾向是重要關鍵，而正是我們的退卻，助長了今日新保守主義的昂首與傲慢。
自許為光榮的野百合世代，我們有多少人還記得當年對社會正義的理想與熱情？當我們直指今日學生不夠格作為學運分子時，我們是否該反省自己對改造社會的運動不夠堅持？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本專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